新基建如何重塑新型供应链？ - 江苏省工商联五金机电商会

新基建如何重塑新型供应链？ 发布时间：2020-06-03 08:34:10，阅读次数：303 [优化][原稿] 更多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人类工业革命的发展史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次科技革命，一代基础设施，一种 ‘技术 - 经济范式’。每一次科技革命大约持续 40～60 年，会依次经历爆发阶段，狂热阶段，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随着 2C 端消费互联网增速的明显放缓，上一次科技革命已经进入了成熟期，新一代革命则即将进入爆发期。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的工资增速已经连续十年超过 GDP 增速，原有的粗旷型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效率的提升刻不容缓。

可以说目前中国不仅面临由新一代科技革命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还面对着 “未富先老” 的严峻挑战。5月22日，新基建写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官方明确其范围界定之后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 “新基建” 的目的非常明确，即通过建设新一代基础设施，加速新一代产业如产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大幅提升经济效率，并最终完成范式转移，跨越收入陷阱。

在每一次科技革命中，新的 “技术 - 经济范式” 对创新和投资行为的影响之大，都可以类比于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正如风险投资行业诞生于上一次科技革命的爆发阶段，新的商业生态和物种必然会不断进化出来，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我们发现，各种交易和服务平台正在逐渐成为其行业的基础设施，而成为基础设施的平台又会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巩固其平台的地位。两种模式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正在成为新时代的最佳实践模式。

钟鼎资本过去一直专注投资于产业效率提升，专注于供应链创新投资，借助我们所观察到的趋势，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我们的思考：

01:每一次技术革命开始，都将诞生出新一代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一次科技革命，一代基础设施，一种“技术-经济范式”。

02：为什么基础设施先行是赢在未来的关键？

03：新商业生态新物种涌现，新范式逐渐展开，什么是我们看到的最大机会？

04：从供应链角度理解新基建：新基建如何重塑新型供应链？

每一次技术革命开始，都将诞生出新一代的基础设施和产业2003 年，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学者卡洛塔·佩雷斯在其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将过去两百多年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为五个阶段，而当前我们即将进入第六个阶段：

如图，每个阶段都持续了 40~60 年，往往由一次技术革命开始，诞生出新一代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卡洛塔·佩雷斯将这些变化称为 “技术 - 经济范式的变迁 (techno-economic paradigm shift)”。

每一种 “技术 - 经济范式” 都会对应一种最佳实践模式 (a best-practicemodel)，它由一套商业上通用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所构成，这些原则代表着一场技术革命得以被社会所运用的最有效的方式。

以第五次的信息技术革命为例，直到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组织形式依然是为了展开大规模生产这一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最佳实践框架：大量职能部门，集权化，科层化的金字塔式结构。

但是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大规模采用，这样的模式显得僵硬而笨拙，如 IBM 和 AT&T，它们逐渐被更加灵活的网络型组织结构所取代，如 Google 和 Cisco。

为什么基础设施先行是赢在未来的关键？

从 1960 年开始，有超过一百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至今仅有 13 个国家成功跨越了 “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最成功的当属日本，仅用了 30 年时间，不仅跳出陷阱，且一度威胁到美国的地位。

以史为鉴，日本能够持续跨越的核心原因在于由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升级，一步步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再到知识密集的转变。

而过去三十年，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和欧洲的经济相继停滞，只有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因此，与其说日本和欧洲衰落了，不如说美国跨越了。而这一跨越，与美国政府主导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政策密不可分。

例如美国的 “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计划” ，后被通俗的称为 “信息高速公路” 战略。1992 年比尔·克林顿就在演讲中提出：“50 年代在全美建立的洲际高速公路网使美国在之后的 20 年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为了使美国再度繁荣，我们要建设 21 世纪的高速公路，即 ‘信息高速公路’“。按此计划，美国投入了巨资将电信光缆铺设到千家万户。最终，这一战略助力美国成功引领了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浪潮。

图为美国从 1956 年开始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主导下兴建的跨洲高速公路网。这一举措帮助美国经济在二战后快速发展，直接对应了美国上世纪 50～60 年代经济发展的 “黄金时代”。

可以说纵观历史上 “技术-经济范式” 的转移，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必要条件。因此这一次 “新基建” 的目的非常明确，即通过为社会提供新一代基础设施，加速中国新一代产业如产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最终完成范式转移，跨越收入陷阱。

根据官方定义，“新基建” 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 信息基础设施，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比如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 融合基础设施，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 创新基础设施，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发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如图，以制造业为例，如果没有 “新基建”，产业互联网的深度应用就是不可能的：包括生产环节的在线化（IOT）；天量的存储空间（数据中心）；安全、高速、低时延的网络（5G）；对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智能化控制（AI），以及强大的算力支撑（云计算）缺一不可。

当然，也有担忧认为 “新基建” 属于超前投资，必要性存在疑问。但从历史上来看，超前的基建恰恰是中国体制优势的最佳体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战后 56 个年经济增速超过 6%并保持了十年的国家（这类国家通常被称为 “经济奇迹”），它们的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是 25%，且经常同经济增速一同上升。

如图，日本在其发展的黄金年代（1960～1990），固定资产投资率一直超过30%，1990年后开始快速下降，经济发展一蹶不振。而面对 98 年和 08 年两次危机，中国都选择了以加码传统基建的方式来应对，固定资产投资率两次跃升至新高。今天看来，尽管当时也面临很多争议和批评，但其非凡的意义已经毋庸置疑，直接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二十年铺平了道路。